证监会发声：稳定资本市场这么做

今年以来，受内外部多重因素影响，我国资本市场波动加大。围绕近期资本市场热点，证监会副主席王建军5月10日接受了新华社采访。针对维护资本市场稳定运行、资本市场外资进出情况、引入长期投资者有哪些进一步举措等诸多问题，王建军进行了一一回答。其中，王建军表示，市场上各类风险因素对A股市场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但影响可控。5月10日，A股无惧隔夜美股暴跌，三大股指均集体大幅收涨。此外，王建军还谈及将推动实施企业境外上市监管新规、加快推出科创板做市商制度、研究推出北交所指数和混合交易制度。

各类风险因素对A股影响可控

对于“今年以来，A股市场波动加大，证监会在维护资本市场稳定运行方面有哪些考虑?”的问题，王建军表示，今年以来，A股市场出现较大波动，市场信心受挫，主要是受俄乌冲突、美联储加息以及近期疫情反复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影响，内外部因素交织共振，同时也注意到，市场还存在一定的过度反应。总的来看，各类风险因素对A股市场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但影响是可控的，市场稳定运行是有坚实基础的。

5月10日，A股“挺起了脊梁”，无惧隔夜美股的大跌行情，三大股指当日集体大幅收涨。截至5月10日收盘，上证综指、深证成指、创业板指分别收涨1.06%、1.37%、2.17%，当日超3700股飘红，逾百股涨停。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目前A股正处于震荡筑底阶段，虽然筑底过程一波三折，但是市场大幅下跌的空间已经不大，市场做多的信心正在逐步累积。对于后市，杨德龙表示，投资者要保持信心和耐心，持有优质资产来应对市场短期波动，可以积极布局被错杀的优质龙头股，坚持价值投资。

六方面持续巩固市场平稳运行

王建军也提到，证监会将着力稳预期、稳市场主体、稳资金面、稳市场行为，持续巩固市场平稳运行的基础，加快推出科创板做市商制度，研究推出北交所指数和混合交易制度。

“稳步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严把市场准入关，支持符合条件的平台企业在境内或者境外上市，加快推出科创板做市商制度，拓宽基础设施公募REITs的试点范围，研究推出北交所指数和混合交易制度。”王建军指出。

同时，要发挥市场内在稳定机制作用。会同国资委、全国工商联等部门，鼓励上市公司回购、大股东增持，加大分红力度，支持上市公司复工复产。推动交易所债券市场支持企业合理融资需求。鼓励公募基金、证券公司以自有资金认购旗下的资管产品。

王建军还表示，应积极引入中长期资金。推动社保、保险、银行理财等机构提高权益投资比例，抓紧推进个人养老金投资公募基金的相关制度落地。

此外，要保持期货市场平稳运行。与有关部委密切配合，加强期现货联动监管，丰富和完善期货品种，发挥好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的作用，服务保供稳价工作。

王建军还指出，要加强跨部委沟通协作。就可能对资本市场产生重大影响的政策，加强跨部委沟通协调，配合做好论证评估，争取政策协同;同样也要完善底线预案。制定防范化解资本市场重点领域风险工作预案，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外资流动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对于“近期资本市场外资进出情况如何?如何进一步推进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的问题，王建军表示，从历史经验看，外资有进有出是正常现象，近期外资流动和交易情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王建军指出，今年以来，受地缘冲突、新冠肺炎疫情和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变化等超预期因素影响，全球的跨境资金流动波动性上升。从今年沪深股通交易情况看，1、2月外资净流入，3月净流出，4月又转为净流入。

从历史经验看，外资有进有出是正常现象，近期外资流动和交易情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从结构上看，今年以来配置型、长线资金保持净流入。这表明外资看好A股的长期投资价值，也反映了外资对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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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被疫情重创的服务业，“朝阳经验”何以被网友点赞｜新京智库

朝阳区的保险理赔举措，为疫情防控下的纾困解难带来了有益启示。

“这个保险有温度”“有点猝不及防的关心”!

因防疫暂停经营的服务型企业员工，保险给予每人每天100元赔偿，最高赔偿期限21天，每家企业每次停业事故累计最高可赔偿10万元。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针对因防疫停工企业的保险保障政策，受到网友点赞。

1

发挥市场化力量，朝阳有经验

朝阳区是当前北京市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朝阳怎么做，其一举一动可谓备受关注。

“对防疫过程中按照防疫要求暂停经营的服务型企业员工，给予基本生活保障支持。”4月24日，在发布会上，朝阳区副区长杨蓓蓓介绍了针对停工企业的保险保障政策。

据介绍，在朝阳辖区内因防疫暂停经营的服务型企业员工，保险给予每人每天100元赔偿，最高赔偿期限21天，每家企业每次停业事故累计最高可赔偿10万元。目前，本轮疫情涉及区域的停业商户和员工，均可享受理赔服务。

服务业的主体大多是中小微企业，面对风险往往相对脆弱。在疫情冲击下，这些企业受损严重。

服务业对我国经济与就业贡献巨大，帮助这些企业和员工共渡难关，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此次，朝阳区以保险“出钱”为服务型企业纾困，并非“心血来潮”的权宜之计，而是早有方案，且已实施数月。

实际上，此项保险依据的是《朝阳区服务型企业疫情防控保险方案》，该方案由北京市朝阳区政府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北分”)合作推出。

值得一提的是，朝阳区的这一保险方案其实在2021年就已开始实施。

2021年11月，人保财险北分就已经完成朝阳区服务型企业疫情防控保险的首轮赔款支付。首轮赔款共涉及企业员工491人次，累计赔款金额79.78万元。

彼时，朝阳区部分服务型企业员工，因确诊病例或密切接触者接触，导致企业关停，员工面临停薪风险。由此，人保财险北分随后通过商业保险的形式为其提供了基础保障。

而在推出这一保险方案、为服务型企业纾困之前，朝阳区也推出了《朝阳区社会治理综合保险》，其中包括对新冠疫情确诊患者给予确诊补助和住院津贴。

因此可以说，以保险理赔这种市场化的金融机制来为疫情防控中的弱势群体纾困，朝阳已积累了经验。

发挥市场力量，以市场化的保障机制来助力疫情防控，是北京此次疫情防控中的一个显著特点。

除了保险理赔机制，此次北京市在保供方面也及时反应。在政府积极引导下，多个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成为物资保供主力，多家民营电商平台企业积极参与，在保供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实践也已证明，充分调动市场力量，以市场化机制来助力疫情防控，效率很高，效果很好。

▲首都电影院西单店，工作人员正在对观影厅进行消杀。图/新京报资料图

2

“朝阳保险”的价值

以往，一些地方为了纾缓民众经济压力，往往由政府财政直接“掏钱”来纾困。

然而，当前，国内外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加上受经济下行压力等多重因素影响，地方财政面临“紧平衡”压力。

在此大背景下，再由财政“大包大揽”纾困并不是理想之选，而利用市场力量纾缓民众经济压力，就变得十分必要。

朝阳区针对因防疫停工企业的保险保障举措，正体现了这样的价值。

此外，从保险行业的角度来看，朝阳区的保险理赔新举也带来了有益启示。

从保险业务性质来看，企业因疫情关闭停业，保险公司为前者的员工薪资提供保障，这相当于一种收入损失保险。对于面临停薪风险的企业员工而言，保险公司为其提供保障，可弥补其因企业关停造成的收入损失。

而对于这些服务型企业而言，有了保险保障，也能够减轻疫情对企业生产和员工就业的压力，有利于这些企业生产早日复工复产，为员工提供稳定就业和收入。

人保财险北分与朝阳区政府合作，将这种保险手段用在疫情防控中，可以看做是金融保险业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一种创新。

▲4月26日，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十里堡的盒马鲜生超市，员工在开店营业前上货。图/新华社

3

符合保险业发展规律之举

实际上，朝阳区的保险理赔举措，并非孤例。

2021年12月，银保监会发布《中国银行业保险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实践与经验》指出，疫情蔓延期间，银行业保险业强化疫情防控金融支持。其中，保险业充分发挥保障机制作用，适当延长湖北地区交强险和商业车险保单期限，将意外险、健康险等产品保险责任范围扩展至新冠肺炎，适当降低受疫情影响严重区域、行业和企业工程履约保证险等保险费率，保险业疫情专属保险理赔金额达4.9亿元。

今年以来，上海市、大连市、深圳市等多地保险机构纷纷推出、优化战“疫”保险产品并赠送给一线抗疫工作者，以这些保险产品为其提供风险保障。

例如，人保财险上海市分公司推出两款保险产品“安疫保”和“复工安全保”，面向个人客户及法人客户两大群体，承保在保险期间内，因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导致的身故赔偿金、住院津贴及误工补助金等。

此外，平安健康险、太平财险、泰康养老险等一些保险公司及分支机构为特定群体量身定制或赠送相关保险，为各地疫情防控贡献力量。

不过，当前市场上虽已有多项相关保险产品，但大多面向一线医护人员、志愿者和病患者等特定群体，其覆盖面相对较窄。相对而言，朝阳区这种面向服务业的保险保障，则受益面更广，门槛更低。

这或许可对其他地区或保险公司带来启示：继续优化和改进保险产品，让更多的人群参加保险，使保险覆盖范围和保障水平能更好地满足民众的风险保障需要。

实际上，让更多的人群参保，可充分实现风险的有效分散，降低保险公司成本，这也是符合保险业发展规律之举。

这些，应该是此次“朝阳保险”具有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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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宇、陈达飞：货币巴别塔的倒塌与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

俄乌冲突以来，美国金融霸权衰落论再度甚嚣尘上。我们过分关注了美元衰落的可能性，而忽略了替代货币的存在性;过分关注了美元“嚣张的特权”，而忽略了作为国际货币发行国的沉重负担。美元霸权与经济的失衡、金融化或泡沫化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本文阐述了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货币从英镑切换到美元的逻辑，并阐述了两种体系结构差异。进而从“石油美元”视角看“石油人民币”的可能性。

已故著名金融史学家金德尔伯格说：“货币就像语言，只要一种就够了。”这是其“霸权稳定论”在国际货币体系上的体现。

1820年被认为是现代世界的起点，以工业化和全球化为标志。在过去的两百年里，英镑和美元各自充当最主要的国际货币近一百年。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关于美元霸权衰落的讨论不绝于耳，但直到今天(或可预见的未来)，无论在绝对还是相对意义上，美元仍然是国际货币体系的“锚货币”，在外汇储备、债务计价、国际借贷、外汇交易和清算支付中所占的份额都遥遥领先。在外汇储备中的份额被认为最具代表性。截至2021年3季度，美元占比为59.15%，领先于排名第二的欧元近40个百分点。虽然相比本世纪初下降了约13个百分点，但仍然占绝对主导地位。

“只有一场危机才能带来真正的变革。”新冠肺炎疫情未见终局，俄乌冲突再生变数。G7国家对俄国的制裁仍在加码，以冻结俄罗斯外汇储备和禁止俄罗斯部分银行使用SWIFT系统为代表的金融制裁对美国并非没有副作用，还会外溢到其他国家。。

金融制裁对能源贸易的扰动正在促使利益攸关方寻找替代方案，如同相关主题应对新冠疫情对价值链的扰乱一样。曾在美国财政部和纽约联储任职的瑞士信贷全球短期利率策略主管Zoltan Pozsar在最新的报告中称，世界正在进入“布雷顿森林Ⅲ”体系——以金块和其他商品为支撑。换言之，世界正在重回“商品货币”时代，以内部货币(inside money，如美国国债)为信用的“布雷顿森林II”体系正在坍塌。在新的货币体系里，美元趋微，人民币趋强。由于G7的制裁，俄罗斯与非俄罗斯国家商品价差(如原油)正在扩大，这相当于货币出现了两种商品价格，不符合“一价定律”。Zoltan认为，只有中国能让两种价格收敛，可行的方式是人民币结算。人民币因此获得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如同英镑或美元曾经也是因为与黄金绑定而成为世界货币的一样。据媒体最新消息，沙特等重要原油生产和出口国考虑在与中国的贸易中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

Zolton基于交易层面的货币视角(money view)总能提供深刻洞见，但这符合历史经验和未来的演绎吗?

01 从英镑到美元：国际货币体系结构变迁

国际货币体系是否一定是单极的?单极的货币秩序和多极的国际秩序能否相容?近两百年来的大多数时间里，确实是以一种货币为主导，在强大的网络外部性下，一种货币为主的结构符合成本—效率原则。一战之前是英镑，二战之后是美元，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是英镑向美元过渡阶段。英镑的霸权地位建立在大英帝国强大的海军和幅员辽阔的海外殖民地基础之上，英国也因此建立了贸易强国和金融强国地位，伦敦也是当之无愧的国际金融中心。英国以外的国家的主权债务只有在以英镑计价、在伦敦发行才能享受较低的风险溢价，还需将黄金存放在伦敦的银行来增加信用。

英国的金融霸权在何时、又是为什么而轰然倒塌的?

英镑的信用是建立在与黄金自由地且以稳定比价进行兑换基础上的。一战暴发后，为防止黄金外流及其产生的信用收缩，英国于1917年暂停实施金本位，禁止黄金出口与熔炼。暂时退出金本位并不会损害英镑信用，关键是战后英国能否以战前平价关系回归金本位，而英国在这方面保持了优秀的记录。1925年，英国再次以战前平价关系回归金本位。但此时的英国已经不再是昔日的“日不落帝国”。战前平价高估了英镑价值(约10%)，在国内产生了通缩效应，失业率长期高于10%英国不得不在1931年再次也是永久性地退出了金本位制。频繁地回归或退出金本位，削弱了，再加上英国积累的外债和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严重削弱了英镑的信用，也使其随着英帝国的衰落而式微。

货币信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主导货币退出的必要条件是存在可替代货币，否则全球经贸关系就会陷入“休克状态”。

在英国和英镑衰落的同时，美国在崛起，一战前，美国经济实力已经全面超越英国。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都有一段时间在“坐山观虎斗”。时间差极其宝贵，这使美国在维护金本位的意愿和能力方面都超过了英国。一战时，美国直到1917年参战后还维持着黄金的可兑换性。虽然美国在1929年遭遇“大萧条”，但美国直到1933年才退出金本位，比英国晚两年。从一战开始到“大萧条”，美国的黄金储备在持续增加，经济基本面也更健康。美元替代英镑有着充分的理由。截至1929年，美元在外汇储备中的比重已经达到56%，比英镑的41%高15个百分点。

二战后，美国完全确立了金融霸权。1944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本质上仍然是金本位制度(金汇兑本位)，但在结构上，美元的层级高于一战之前的英镑——英镑的核心地位是建立在更大的规模上，美元的核心地位虽然也表现为更大的规模，但这又是作为更高层级的结果而出现的，美元取得了与黄金直接绑定的唯一资格(见图1)。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所以是一种双层嵌套式的货币体系，有种“挟黄金以令诸侯”的意思。美元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黄金的货币属性。

图1 国际货币体系结构的变迁(来源：笔者绘制，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

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黄金的储备货币地位变成了一种象征，货币属性尽失，不再发挥交易媒介和价值尺度职能，美元成了唯一的“锚货币”。虽然欧元、英镑、日元和人民币也被认为是国际货币，但相对于美元来说，仍处于“外围”。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的地位等价于金本位时代的黄金。

尼克松关闭黄金窗口，是一次实质性的违约。在初期，美元秩序的重建与“石油美元”有很大关系，而现在则主要建立在美国国债和美国政府的信用之上——如征税能力，也就是Zoltan所说的内部货币——国债既是美元信用的基础，也是美联储创造基础货币的媒介。由此，美联储才能较好地承担“最后贷款人”职能，也能在市场遭受流动性冲击时发挥“最后交易商”职能。

除了网络外部性和美联储的诞生等原因，从结构上讲，美元之所以能够较快地取代英镑而成为最重要的世界货币，是因为在金本位体系中，英镑的公信力不仅受到财政纪律的约束，还受到黄金储备的限制，黄金对英镑有更高一层的替代性。正是因为黄金的这种替代作用，再加上战争期间英国黄金储备的流失和美国黄金储备的增加，才加速了美元对英镑的替代。但在当前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并不存在这样一个超主权的第三方货币对美元形成替代，从而也增加了美元的“锁定效应”和人民币国际化的难度。换言之，货币的网络外部性在纯信用货币时代比在金本位时代更为强大。

不可置否，美元的信用正在受到质疑。在纯信用的美元体系下，美债理论上不存在可兑付的问题，但持续的贬值是隐性的违约。在通胀压力倍增的当下，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存在疑问(见图2)。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样，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仍未解决“特里芬难题”，持续并不断扩大的国际收支逆差是满足美元需求的必要，但同时也在侵蚀美元的信用。通货膨胀、负利率或美元贬值，都是对这一扭曲结构必要的校正。

图2 美国的双赤字在资金流量表上的映射 (截至2021年9月)数据来源：美联储，CEIC，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 数据说明：国外部门的资本净流入对应着经常账户的逆差。

02 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金融强国与人民币安全资产

未来的货币秩序，还是单极吗?如果我们倾向于认为世界秩序是多极的——三足鼎立，美洲以美国为中心，欧洲以德国为中心，亚洲以中国为中心。那么货币大概率也会是多极的，只是未见得在份额上完全匹配。

笔者对人民币借由“商品货币”的概念取代美元而成为“布雷顿森林Ⅲ”体系的核心货币的构想持谨慎乐观态度。俄乌冲突确实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战略机遇期，但“石油美元”的故事较难重演。

抛开战争本身的不确定性，其一，金块已毫无货币属性可言;其二，全球碳中和背景下，21世纪“石油人民币”的地位已难等同于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美元”，俄乌冲突会加速全球的能源转型，石油的战略地位也会随之下降;其三，人民币国际化更需建立在金融强国而不是局限于贸易大国上。这方面任重道远，相比国内资本市场的基础性制度建设而言，增强汇率弹性和解除资本管制的难度只能排在次要的位置上(艾肯格林，《全球失衡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教训》，第四章)。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虽成效显著，但与纽约、伦敦等仍有距离。更重要的是，我国尚缺乏对国际投资者有吸引力的金融安全资产。

如果将2008年金融危机视为旧的全球化体系的崩溃，那目前就处在重构的过程中。趋于新均衡的过程就是利益再分配的过程，冲突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贸易战和货币战均是分配的手段。中国突围的关键，是建立国家金融能力，人民币国际化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国际化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币所体现出来的公共品属性：消费者是否需要人民币来购买中国的制成品;生产者是否需要人民币来购买中国的中间品或技术;投资者是否需要人民币来存储价值，或实现价值增值。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人民币国际化主要体现在第一个层次，这是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外溢。实践证明，仅靠贸易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阻力较大，空间有限。所以，未来或应加强人民币在后两者的体现，这分别要求中国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和建设健全、开放的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前者主要依托于基础性科技创新能力和品牌能力，后者则依托于法律、监管等制度建设，逐渐消除金融抑制带来的交易成本。这两个方面，并非是独立的，因为研究表明，相较于银行信贷融资而言，权益类融资更有助于促进创新。

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必然性逻辑是建立在传统的以投资驱动和出口拉动为主体，以金融抑制为条件可以压低资本成本和强制储蓄的模式之上的。这种模式有助于中国在资本要素短缺的情况下快速实现工业化，但当中也积累了大量的扭曲。随着GDP总量和人均GDP增速的提高，以及中国经济发展方略从高速度向高质量发展的转换，金融抑制性政策对GDP的贡献已经由正转负，GDP的进一步提高要求供给侧动能由廉价要素投入转变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和创新驱动，这就要求与之相匹配的金融市场配置效率。

我们认为，中国金融改革的方向是确定的，一方面，就是消除金融抑制，即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政府逐步退出信贷的分配、逐步放松资本账户管制，以及加大银行等金融服务业的开放等;另一方面，就是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功能。这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确定性的方向，也是提升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提供金融公共品能力的必然要求。

全球化总是在重复着失衡与重构、脱钩与突围的故事，只是角色在不断变化，然而，至少从历史经验看，不变的是全球化似乎在沿着既定的方向不断前进。21世纪并不必然是亚洲或者中国的世纪，中国主导的全球化秩序也不必然超过美国，这一切，都取决于相对意义上的国家能力，它集中体现为提供公共品的能力。

《圣经·旧约》中，人类为了上天堂，建造了一座塔，被称为“巴别塔”。为了阻止人类的疯狂，上帝使人类说不通的语言，叫其不能沟通，计划随之破裂。“巴别塔”常被用来比喻权力的单极结构或等级关系(弗格森用参考弗格森，《广场与高塔》)。美国被认为是最后的全球霸权国家，随着世界秩序的多极化，货币巴别塔是否会随之倒塌?重建后的世界，是另一座塔还是三座塔?非主权的数字货币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巴蒂亚，《货币金字塔》)?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石油人民币与数字人民币各扮演着什么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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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减了！国有大行网点数量和员工人数大幅缩减的背后

近期陆续披露的上市银行年报数据显示，2021年，各行营业网点数和员工人数继续缩减。以员工人数最多的6家国有大型银行为例，除建设银行一家员工人数有所增加外，其余5家大行员工人数均较2020年有所减少。截至2021年末，6家国有大型银行中，除了交通银行尚未披露网点数据之外，其余5家国有银行披露的网点数量比2020年末合计减少566个。

网点数量减少的原因何在？什么岗位员工人数削减幅度最大？银行人才需求结构又发生了哪些变化？

银行网点数量持续减少

事实上，国有大行网点数量减少的现象已经持续多年，从国有大行2021年年报看，网点数量减少仍是趋势。

截至2021年末，工商银行营业网点数量是15767个，自助银行24145个，智能设备79793台。与2020年相比，银行网点数量和自助银行分别减少了37个和1022个，而智能设备则新添121台。

建设银行去年的营业机构数量减少了231个，其中支行数量减少了157个，支行以下网点减少了76个。

中国银行在内地商业银行机构和非商业银行机构数量分别减少了105家和46家。

而网点数量的减少已经成为银行业的普遍现象。据相关媒体报道，经对银保监会金融许可证信息平台发布数据的统计，在2021年商业银行机构退出列表中，合计有2805个银行网点终止营业，比上一年减少889个。

在分析人士看来，银行网点关停的背后，是电子渠道分流，离柜业务率走高。特别是近两年来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为银行加码线上布局再添一把柴。

中国银行业协会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离柜交易总额达2572.82万亿元，同比增长11.46％，行业平均电子渠道分流率为90.29％。

“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很多原本柜台业务可以通过线上完成，网点减少也是必然的趋势，未来这种情况依然会延续。”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董希淼对《金融时报》记者表示。

柜面员工人数缩减

银行网点瘦身带来最显而易见的结果是员工数量的变化。

根据《金融时报》记者不完全统计，24家已披露年报的A股上市银行中，有11家银行员工总数较上年同期有所减少。

6家国有大型银行中，仅建设银行一家员工数量有所增加，其余均较上年有所削减。

其中，截至2021年末，工商银行共有员工434089人，较上年同期减少了5698人；农业银行在职员工总数减少3826人至455174人；中国银行员工人数为306322人，减少了2762人；交通银行90238人，减少478人；邮储银行193946人，减少581人。

什么岗位员工削减幅度较大？柜面人员。

以农业银行为例，该行年报数据显示，该行柜面人员从2020年末的82974人，缩减至2021年末的74281人，减少了8693人。

“当前金融科技发展迅速，大量金融业态正在发生改变，尤其是线上化趋势下，当前银行柜面员工的业务量在减少，线上化也让金融机构开展业务效率更高，故而就出现了员工数量减少的现象。”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盘和林认为。

科技人才需求不减反增

《金融时报》记者注意到，银行人员减少其实是结构性的变化，前台操作人员缩编，但是一些后台岗位，如科技人才、管理人才则一直是求贤若渴。

截至2021年末，工商银行金融科技人员3.5万人，占全行员工的8.1%。

2021年，建设银行加大了金融科技人才招聘力度，业务和技术复合型金融科技人才队伍不断壮大。2021 年末，该行金融科技人员数量为15121人，占总人数的4.03%，较上年末提升0.52个百分点。

截至2021年末，交通银行的金融科技人员为4539人，占员工总数的5.03%，较上年末提升0.65个百分点。

值得关注的是，近些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对金融科技、数字化人才储备意愿及前瞻性布局意识非常明显。例如，在去年发布的秋季招聘公告里，工商银行公布的海外英才计划、星辰管培生计划等多项计划均指向科技领域；建设银行招收科技型专项人才；民生银行发布的“民芯”计划旨在为该行储备金融科技类人才；中信银行岗位集中在信息科技岗等岗位。

“随着数字化发展，更多金融业务线上化，物理场景智能化，未来金融机构需要大量的人才来支持金融创新，与科技相关的员工数量必定会进一步上升。”业内人士分析称。

有专家建议，未来既懂商业银行传统业务流程，又懂金融科技的高素质员工和复合型人才将成为“香饽饽”，因此银行相关从业者要调整好心态，加强金融科技业务的学习，不断提高综合金融业务素质，增加自身的硬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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